所谓建设服务型经济，是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未来要转变到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

我们的测算结果为：2000-2010 年期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平均总收益率为5.21%，而用美元指数调整后的平均总收益率为3.51%。测算结果显示，2001 年以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中国因持有外汇储备而放弃偿还外债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的绝对规模及其占GDP 的比例均迅猛上升。

在中国所持有的美国证券资产中，主要为长期固定收益证券资产（长期国债和长期机构债），股权资产和短期债券资产的比例过低，易遭受通货膨胀的打击。五、金融稳定成本中国货币当局针对银行部门所采取的数量型冲销措施，如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实施信贷规模控制，实质上是对银行部门的一种征税行为，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地位下降，引发金融脱媒，这将刺激商业银行实施冒险行为，过度追逐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并鼓励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由资产负债表内移向表外，以规避信贷配额和法定准备金的缴存要求，从而加剧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风险。一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外汇储备的资金来源结构。目前，中国持有外汇储备的规模高达3.2 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鉴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国可以不通过国际借贷，而是通过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以获取经常盈余的方式来积累外汇储备。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和主权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美元未来走势不容乐观，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仍然遭受较大的汇率风险。可是很难讲具体是哪一天中央做出利大于弊的政治决断的。

早在1992年参加谈判之前，他利用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三个月，把所有官方的英文文件读了一遍。感到不安的是，他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当谈到敏感问题时，他的眼眶湿润了。我认为，如果1999年不达成协议，2000年，美国开始大选，美国大选年时，不仅不可能集中到中国入世的问题上，还会把中国作为攻击的目标，政治对手之间总是拿中国开涮，所以不可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形成共识。《21世纪》：通常来讲，您是如何向领导同志汇报呢？龙永图：我向中央汇报的时候很少谈美国人怎么不对，或者美国人怎么没有道理。

中央做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源于利大于弊的判断，我问了很多人都没有给出回答：利大于弊是否能够找到确切文献出处？是从哪一刻做出明确的判断？龙永图：做出这个判断比较早大概是李鹏同志当总理的时候，当时在利大还是弊大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中央对利弊的判断做了政治上的决断，就是利大于弊。我们应该庆幸在美国政治的敏感时期到来之前结束了这场谈判。

《21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总理访美的问题上，是外经贸部的工作没有做好，让总理没有面子。美国签署WTO协议是需要国会的批准，因为要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即便最后签了协议，如果不能够得到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等于没签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

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年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

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

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

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

美国体系的危机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

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

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

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

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

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

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